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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本身就是让人着迷的主题:蕾拉·斯利玛尼中国行精彩瞬间

蕾拉·斯利玛尼 KEY可以文化 2021-02-13
蕾拉·斯利玛尼 中国行

2018 年 3 月 7 日- 3 月 14 日,2016 年龚古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蕾拉·斯利玛尼应法国驻华大使馆和浙江文艺出版社的邀请,进行了一场为期一周的中国行。蕾拉足迹横跨北京、沈阳、南京、上海四地,为中国读者带来了一系列精彩的文学讲座和分享活动。我们对多场活动、数万字的现场实录做了精心的筛选和整理,将蕴含这位天才女作家最新思考的内容精选出来,以 15 条问答的形式呈现。


在我的书中更多的是谈论一些女性处于爱无能的状态。她们不知道该如何去爱,为此她们感觉到很痛苦。因为身为女性,我们生来就是要承担去爱别人、会爱的这个角色。

——蕾拉·斯利玛尼



我们将这 15 个问答大致分为 2 类

 小说,文学,写作

□ 女性,社会,自我



□ 问题 01:蕾拉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且凭第二部作品就斩获龚古尔文学奖的?


我的父母非常喜欢文学,他们告诉我最美好的生活就是阅读的人生,以及写作的人生。所以,他们从小就鼓励我去写作。和其他所有作家一样,我也经历过失败。作为一个作家,失败和成功是同样重要的。在写作的时候很多创作出来的东西是弃之不用的,会有80%的东西是我们要扔掉的,我们要重新再写80%的东西。我觉得有一个好的出版人是非常重要的,他能够发掘我身上最本真的东西。我在伽利玛出版社的编辑推动我朝着我后来的写作风格前进,帮助我找到了自己冷硬的语言风格,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也找到了我和词汇之间的关系。他告诉我,我应该相信读者,最重要的不是我说出来的,而是言外之意。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是非常活跃和主动的,他们能感受到我作品当中的问题。


 问题 02:从《食人魔花园》到《温柔之歌》,蕾拉毫不犹豫地破坏了一个又一个关于女性的美好神话,为什么蕾拉会选择女性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因为您是一位女性作家吗?


首先,我选择写关于女性的主题,并非因为我是女性,而是女性本身就是让人着迷的主题。我希望能够破除一些关于女性的美好神话,希望女性能够挣脱传统的定位,我认为女性真正的美就在于其复杂性。


第二,我更加注重人物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我更希望了解社会与女性之间的冲突。我并不认为存在着一种女性心理,或存在着单一的“女性”这个词。我认为女性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女性可以自己定义希望成为什么样的女性。


第三,我认为女性并没有一种天然而成的天性,女性都是由社会塑造出来的。我希望能够通过写作证明,某些时候女性可以脱离人们既定的定义找到自己的自由,女性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周围的世界。


此外,我对于我笔下的人物是非常有同情心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共情。我希望能够让我笔下的这些女性大胆说出一些现实社会中禁忌的事,读者们在读到这样的女性的想法之后,仍能够感到同情,在她们的身上找到一些共鸣,而非对人物进行道德审判。


蕾拉·斯利玛尼在清华大学,2018.03.08


□ 问题 03:蕾拉平时喜欢阅读哪些作家作品?


我非常欣赏米兰·昆德拉,他充分证明我们不需要自身是女性才能写好女性人物。过去有一种说法,作为一个北非人就应该写北非的人物和历史,写穆斯林的宗教,法国人就应该写法国。但文学提供了我们空间,让我们能够写我们想成为的人。尽管我是一位1981年出生在拉巴特的女性,文学可以使我们超越国界,也许我和某位作家笔下的人物是非常接近的。我个人的阅读,受到俄罗斯作家的影响非常多,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托尔斯泰等等。法国作家中比起福楼拜我更欣赏莫泊桑,他更加冷酷扭曲。我也很喜欢左拉,受到南美作家的影响,还有美国文学,菲利普·罗斯也是对我影响非常大的作家。


□ 问题 04:《食人魔花园》与《温柔之歌》都取材于真实事件,蕾拉做过三年的记者,但新闻写作和小说写作有很大的差别,社会新闻在蕾拉的小说写作中扮演着怎样的重要角色?


我的记者生涯所带给我的是要学会观察,作为一个小说家也是一样的。我认为有两种类型的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和社会新闻产生关系。一种是对社会新闻本身感兴趣,对事件进行调查,试图在小说中还原这类事件。另一种是社会新闻给小说提供了灵感的来源,打开了一种思路。我希望社会新闻成为我小说的出发点,我并不探讨调查事件本身是怎么样的。


□ 问题 05:为什么以“婴儿已经死了”作为《温柔之歌》的开头?


一开始要描写这个孩子的死对我来说是非常艰难的,我要避开一些暗礁和错误。我希望写的时候不要太情绪化,同时也不要太血腥,但是要营造出一种恐惧的感觉,既要恐惧,又不能太超出我的底线,所以要找出适度的调子来写,保持一定距离。但当我坐在桌前开始讲述这个故事,这句话就很顺其自然的出来了。我甚至有这样的感觉,是我杀了这个孩子。因此我把自己抽身出来,在一次性写完之后就没有再回到这上面。


蕾拉·斯利玛尼在清华大学,2018.03.08


□ 问题 06:蕾拉对杀人现场的描述非常接近真实,是否在上大学的时候学习过犯罪学方面的课程,还是在写的时候把自己置身于这样的情景,带着幻想的感觉来写?


我有着罪犯的灵魂。我一直对犯罪非常感兴趣,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我们是如何来打破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以至于最终被边缘化成为罪犯。我用“罪”这个词不是狭义的,不是受到刑法处置的罪,而是广义的罪。比如女性在我们的文化和历史中象征着原罪,夏娃偷吃了伊甸园的苹果,导致她和亚当被赶出伊甸园,从这个角度说女性和罪之间的关系,女性从文化历史上就被打上了这样的烙印。


 问题 07:蕾拉提到女性应该由自己来定义,是否真的存在合理的性别之间的差异以及人为建构的对女性的约束性的性别建构?


我认为男女的差异是很难定义的。从生物学角度,我们是一些雌性的动物,但是我们成为女性是要通过教育成为女性的,我们生而不是女性,而是我们逐渐通过教育成为女性,通过人们教会我们一些关于女性的神话,或者我们接受一些成为女性的指令。对我来说,现在女性主义不应该再成为新的指令,要求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女性主义应该是诉求与男性同等的权利,而且是不可以折损的,是普世性的权利。女性应该要求捍卫我们的权利,而没有必要强加一种模式,没有任何人能够强加给我们,是我们在获得权益之后自己创造的,只是通过权利的方式获得自由的道路。


□ 问题 08:创作《温柔之歌》的动机是什么?


我认为书里面的几个关系,母亲、保姆、孩子是一个充满了张力的关系。作为女性,我们约定俗成地认为我们将来会成为母亲、妻子,会有孩子,这样我们将会拥有一个完整而幸福的人生。我们被教导说,我们只要去爱、只要去被爱就够了。但是当女性有一天真正成为妻子、母亲的时候,我们也许会发现这一切并不能让我们的人生完全感到充实和幸福。爱和被爱并不足够,所以我们会开始反思、开始疑问,甚至开始恐慌和害怕。我们会想,我们是个正常的人吗?这也是我的小说中的主人公们的困惑:当我们按照这种角色设定去做的时候,却发现身为女性我们并不一定是充实的、快乐的,因此我们还需要从别处去寻找人生的价值。


《温柔之歌》里的母亲为了使自己脱身去职场,花钱雇佣了保姆照看自己的孩子,通过付她工资,希望从她那里得到并购买她对孩子们的爱,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交换关系。母亲和保姆这两个人物之间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是一个有矛盾的关系,甚至说是边界不明晰的一种关系,在私密的情况下存在激烈的冲突。所以对于作家来说,这是一个张力十足的设置。


蕾拉·斯利玛尼在北京单向空间,2018.03.10


 问题 09:《食人魔花园》作为处女作,是解释女性的新颖的题材,为何会用如此大胆的题材?


我选择《食人魔花园》这个性瘾的题材,是因为我其实写的是一个很普通的女性,主人公看上去和别人是一样的,但她内心却拥有一个很大的秘密,而且她在极力地去隐藏这个秘密,同时在寻找出路。我对这种双面人或者拥有双面人生的人很感兴趣。我认为通过文学描述,可以把一个人内心不为人知的东西表达出来。文学是揭露真正的真实和现实的存在。《食人魔花园》里的阿黛尔看似幸福,拥有人生的全部,实则内心空虚,她需要和异性伙伴非常强烈的性的接触,甚至是非常激烈的性行为,让她感觉到存在和自身现实的价值。上瘾是一件很可悲的事。当我们对某件事情有瘾就意味着我们是不自由的,我们失去了说不的自由,并在其中惭愧、挣扎,会感到我们是失败者,总是不能够对欲望说不。在文学中,关于女性性瘾者这个题材还是相对稀少的,但是这个题材可以挖掘出很多故事。我们是希望感受到我们在活着,但是我们去寻找这种我们还活着的感受却是一种非常疯狂的、接近死亡的方式。


 问题 10:性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存在感,但是这个存在感是一种自我的存在感。那么爱的位置在哪里?


爱情在两性关系中的位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在书中给予爱情的位置不是很多。因为我觉得爱情不是很容易把握,虽然爱情是文学中永恒的话题,很难讲述爱情的实质是什么,在我的书中更多的是谈论一些女性处于爱无能的状态。她们不知道该如何去爱,为此她们感觉到很痛苦。因为身为女性,我们生来就是要承担去爱别人、会爱的这个角色。但是在我书中却缺乏这种爱,像《温柔之歌》里面的保姆露易丝不懂得去爱孩子,《食人魔花园》里面的阿黛尔也是在爱上面充满了困境。所以,这是一种爱的缺失。同时,主人公深受其困惑。


蕾拉·斯利玛尼在南京先锋书店,2018.03.12


 问题 11:我们距离包法利夫人有一百多年了,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还是包法利夫人。现代女性可能比当初的包法利夫人是不是更要糟糕?


包法利夫人之所以成为一个文学史上的经典,是因为她的形象超越了时间,超越了地点,也超越了很多的界限,她成为了一个属于全世界、属于所有人的一部文学作品。当30岁的包法利夫人获得了她所有应该拥有的,她所能去期待的只能是空虚和无聊了。即使是社会地位很成功的人,内心也有另一面,他可能会失去了希望与存在感,他的生活空间被压缩,他想要逃离,或者他想去感受到自己存在,能够去爱、切实地感受自身作为一个人的需求。而且包法利夫人她也是一个很喜欢阅读的人,这也说明女性阅读是很危险的,大量的阅读使得她有很多奇思异想,这些都导致了最后的悲剧。这也是文学中永恒的话题,我们都在梦想的别处。


□ 问题 12:为何以《温柔之歌》作为书名?


《温柔之歌》,来自于法国一首非常有名的童谣,歌曲非常温柔,所以把这个书取名为《温柔之歌》可以说是操控读者的一种方式。我们提起童年,经常会把童年和温柔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在童年当中也不乏黑暗或者是害怕,因为儿童总是有很多的幻想,所以我么要给孩子唱童谣,用温柔的歌曲安抚他们,给他们讲故事使他们不害怕。而且这种童谣是一种催眠曲,他们睡着以后就不害怕了,慢慢放弃了警惕,所以法语中有一种表达“我把他弄睡着了”,隐含的意思就是我骗了他,或者我终于操控了他,像这样的曲子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摇篮曲或者是催眠曲。


 问题 13:蕾拉在写这个作品的时候,认为这个母亲应该承担怎样的角色?法国社会是否希望女性回归家庭,尤其是一些有职业诉求的女性?


法国社会还是希望女性能够走出家庭回归工作,《温柔之歌的》的女主人公米莉亚姆虽然看似一个方方面面都非常完美的女性,实际上她每天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小危机和矛盾,每天都处于一些细小的痛苦的状态。就像巴黎的女性表面光鲜亮丽,而实际上并不是表面所看到的,有些状态让她们感觉非常绝望,所以完美女性背后这个完美是值得探讨的。只有在成为母亲以后才会知道担心孩子发生状况的恐惧穿插在母亲的生活当中,但是现实中又没有人可以去讲述母亲的这种担忧和恐惧。


蕾拉·斯利玛尼在上海思南文学之家,2018.03.13


 问题 14:蕾拉为什么经常会写到女性的童年?又是如何塑造《温柔之歌》中雇主米莉亚姆的小女儿米拉的形象?


童年对作家非常重要,作家可以说是以儿童的角度观察生活,作家的童年一般都是以比较强烈的方式度过。童年和儿童这两个话题都让我非常着迷,我认为童年是作为一种观察者去看生活,但是又只能被动地承受父母给他们强加的指令,所以是非常被动的时间。只要我们仍然是儿童,生活就没有真正开始。童年常与孤独一词相伴。


我觉得在作品中最难的部分就是描写孩子的这部分,因为我并不认为孩子一定是无忧无虑的,或者总是充满善意的。事实上我认为他们也是有复杂的心理,有时候非常焦虑,有时候也是处于恐怖的情感支配下,或者想要操控别人或周围的环境,其实孩子能够非常好的理解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们不一定有语言真正的描述它。所以我觉得我的作品创作当中,最难的就是树立一个小女孩的形象,是一个复杂的人,一个缩小版的人。而且孩子她是必须要依赖大人才能生活下去,所以他们是非常脆弱的。书中小女孩米拉也是一样,她和母亲的关系或者是和保姆路易丝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无忧无虑的关系,她其实非常清楚她需要她们照顾自己,需要安全感。


 问题 15:作为女性,如何面对生活?


蕾拉:不要害怕,女性现在的问题是想拥有一切,她们应该这样追求,同时又想做自己或者自己想做的事情,有自己的时间等等。现代女性的生活是非常让人激动的,因为近两年来,女性生活有了独立性的改变,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事情。当然要做到平衡这一切非常难,但女性也要学会去分享,或者说是分担,和男性一起分担,也帮着男性重新找到男性在家庭和社会当中的位置。我在获得龚古尔奖的时候,身怀六甲,得奖之后我的丈夫就回家做家庭主夫,两周之后孩子就出生了。孩子出生以后就把孩子交给丈夫让丈夫来照顾,一切协调得非常好,所以有很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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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可以文化 出品  本期编辑 | 普照

资料整理 | 施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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